无声飞行

转眼就到了这个破博后岗位的最后一年，我正犹豫着，是要继续申请博后，混个几年，还是挑战自我，试一下tenured track——犹豫没有酿造成决定，那个.de的后缀的邮件便推搡着我，在短短半个月内，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绕签证展开的工程。脑海里短暂闪过做一个“签证”相关的课题项目，那手电筒的灯又立即灭了。一定有人已经也想到过，是树枝上低悬的果子，创新点只在是果酱瓶底部的剩余。

我的座位号是B，本以为会成为，至少在几小时内，一份三明治里的肉片。肉片会坏，腐化，变质——英文翻译叫做perish。publish or perish，我突然被自己幽默了一下：我也许在不断腐化，变质，而只是因为要发表文章，让人没有注意到这个化学过程。等了许久，中间位竟然没人来。趁着空姐关上机舱门的间隙，我向里移了一个座位，坐到了靠窗位。我不仅仅是因为可以看窗外的景色（如果有的话）而欣慰，更在于靠走廊的十几岁的女孩已经拿出了自己的绘本和味道刺鼻的油性记号笔，开始涂涂画画起来。那个记号笔的味道，让我有了自己是油漆厂员工的错觉，又仿佛是把我整个脑子浸到了汽车油箱里。平移一个座位不能将我从油漆厂解放，更像是给我了一个迟到早退不罚钱的选择。

一个徒劳的猜想是汉莎航空的服务也经历了优化——十多年前，我乘坐过汉莎双层的机型，宽敞明亮。另一层的乘客即使坐不满也照飞无误。如今，汉莎的服务则变得像三明治里的肉片一样薄，乘客也涌入了各色面孔（此处不能多写，以暴露我政治观点的浅薄）。

女孩将记号笔收起来了，油漆的味道却还暂且弥漫在空气中。我的余光中，她的目光触及我的笔记本屏幕。上面是某个期刊回给我的审稿意见——按照惯例，总是有一个和我八字不合的reviewer #2，要我在现有基础上再引用一些“时尚”的新文章。我已经写好了一个态度谄媚，但行动冷漠的回应。这是当下的行为规范。行为规范这个词语本身让我警醒，接着微微蜷缩——脑子里接着汽车油箱，还出现了画着杠杠的干部标识，别在手臂上部，及墨水一碰就晕开的练习簿纸张。我的回应在屏幕中央，那个字符后的竖线有规律地消失，再现：“你还要再啰嗦些什么吗？”

三十多了，可我不买航空上的Wi-Fi。生活拮据是主要原因。其次，我不在等任何人的消息，任何人也不在等我的消息，所以急着连什么呢？我打算回到旅馆再把我符合行为规范的回复发给期刊主编。关上屏幕，我闭上了眼睛，等待接下来的某一刻，餐车的车轱辘在这高空中的地面发出转动的声音。

收到面试邀请之后，我耳朵发烫了好一会儿，烫到我以为发烧了。躺了那么多年，破天荒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了一条“有谁在慕尼黑吗？”晚饭烧完，吃完，洗完，打开手机，无人在下方留言，多了几条消息。一条消息是“嘿，我在慕尼黑。你计划来玩，还是出差？”消息来自丽亚，八年前的同学。能叫她同学吗？后来，她没有读博。我们只是在一个项目里待过，她参与项目是以pre-doc的身份——照当时的理解就是划水，在简历上多加一个豆腐块。混饭混了几年后，我对这个身份的态度有了转变。pre-doc是个聪明人的选择：所谓浪费一年的时间，比签五年及以上的卖身契强。

我输入：“我去一个大学面试。你有空吗？咱们约个饭呗。”

输入完了，我打开她的朋友圈，权限是限三天内可见。这三天，她没有更新。我又点开她的头像，头像是她穿着肯尼亚马赛族的传统服饰，笑脸盈盈。主要是特点是官方，即使放在旅游局官网上也毫不违和。照片应该是离八年前有些距离了，可能是最近几年——毕竟，在遥远的，那片叫做过去的树林里，我们也经过了肯尼亚，在终点等待的她的，或者她所抵达的，不是这样的笑容。

飞机变成了一只下蛋的母鸡，重重地落在了不是干草堆的地面上，接着缓慢滑行着。走下机舱，我嗅到了一种“工业化的柔软”的味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属狗的缘故，我常常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气味来判断我在哪里）。我的理论是每个地方的人用的洗涤液不一样，当然洗涤液的气味也是根据不同地方人的偏好而调整的。慕尼黑的味道，是一种家用洗涤剂的味道，是那种全家打包一起洗的，但是不廉价的洗涤剂，如果要我再补充细节的话。

洗涤剂的味道从机场延伸至了地铁，和电车。到旅馆了之后，那气味渐渐被旧地毯的气味——我最不喜欢的气味——所覆盖。只是两天，我安慰自己道。将行李推至墙角，拉开拉链，将洗漱包腾了出来，揭开明天面试要穿的衬衫和西裤。我打开衣橱，熨斗坐在衣橱内部一个小格子里，听话又实用。吃完晚饭再熨衣服吧，我和大脑里的那个老板讨价还价着，就像是真的需要和其打交道一样。

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熨烫了衬衫。不知道是因为时差还是面试的缘故，大脑很早就叫醒了我，指引着身体没有预期地竖直在镶嵌着太阳初升前的蓝紫色天空的窗户前，等一对绿眼睛的酒店服务生推开餐厅前那道透明的大门。两个眼球盯着面前的两个盘子里分别是冷切肉和一枚从面包篮里勉强挑选出的带罂粟壳的辫子面包，却是在手拿起刀叉那刻才发现这两者完全不搭。嘴巴张开，一边咀嚼着僵硬的辫子面包，一边面包表面的罂粟壳不约而同地坠落了满桌，剩下的一部分卡在牙床中间的空隙里。我，和罂粟壳，皆坐立难安。迈开腿，只能回房间再次刷了一遍牙齿，再搭电车前往大学。

面试并没有什么更多可供回忆的。所做的报告是毕业论文的子题。为什么叫子题，这个词语让我现在充满了烦躁。台下是教授和博士生，说实话直到提问环节，我看不出谁是教授，谁是学生，欧陆博士的年龄方差很大。提问环节免不了要补充所谓制度背景的信息，虽然这部分的内容我已经扩大了至少两倍了。我耐着性子解释了两句，然后很快甩出去了“如需要更多信息，请发邮件给我吧”——这是对于不知道是过分好奇，还是逞能欲旺盛的博士生的万能搪塞语句。我并不认为这是傲慢，我也有两三年挣扎于这种逞能欲中。

中午，冷餐肉和面包，没有胃口的我又倒了一杯咖啡。不得不说，这个大学供应的咖啡可圈可点。“你不吃些什么吗？”一个年迈的白眉教授靠近了我，拿了两片火腿，两片奶酪，一个面包。因为他是招聘的负责人，十分钟前我发出了套近乎的信号。那时他就在吃三明治，现在竟然还能吃？我一方面是对德国人的味蕾有了“百闻不如一见”的认识，另一方面感觉这老教授的身体再工作三十年也是有希望的，结合他谜一般的胃口。二次寒暄了之后，我终于脱了身，坐在马桶上，调亮了手机屏幕。一条来自丽亚的消息：按计划，五点见？

大学系统里的每一个部件——包括这个大楼长廊，信息公告栏，办公室，招生委员会，博士生，甚至厕所，建在哪里（我相信见建到北极也是如此），都有太多因为类似而催人入睡的元素。人当然可以指手画脚地发表“哪个学校组织的会议伙食更好”或“哪个学校的老人更愿意和新人合作”这种无关痛痒的话语。这些话语润滑了没有经过大脑的对话。心照不宣的是这个庞杂的系统几乎没有人没有想要逃离过。

脚步落在大理石阶梯上，耳朵能听到街面上红绿灯闪烁时催促行人过马路的提示音了。我的四肢顺着那声音继续进发和逃离。

注：此文纯属虚构。